《字花十年选》──总序

《字花》立足香港而放眼华文世界,走过十个年头,这本一向以青年为标誌的文学杂誌,也想到需要结集,与大家分享十年来累积之物:历史、理念、因缘、情意。相信结集,是因为相信书籍可承载抽象离散之物。

杂誌形态与文学因缘

《字花》创办于2006年,当时香港文学处于寂寥的空气中,社会上对于文学杂誌兴趣缺缺,多标籤其为巿场毒药。而《字花》以未到三十岁的青年作家与学者加上视觉艺术人,组成一个多元的团队,以风格鲜明、坚持文学艺术本位、创作与评论兼重的方式,同时向漫画、视艺、电影、剧场等其它艺术範畴迈进,当时以活泼形态、尖新视角,突破了一般文学杂誌的销量,扩大了文学的巿场,展现了文学与公共性议题的连结可能,也同时在台湾及内地得到好评,如此种种,令《字花》被认为是表现突出、具代表性。《字花》发刊词中称这是「一本不可能的文学杂誌」,事实上《字花》打破了不少界域的藩篱,突破了关于文学的刻板印象如沉闷自限、崖岸自高、温吞老旧等等,也令公众对《字花》抱有期望与认同。

能够做到出格,与《字花》的运作方式有关。创刊以来,编辑团队大部分为兼职,这样可为团队引入兼具作家、研究者及跨媒体的多元视角;《字花》的团队时有更新轮替,相信流水不腐;而在文学杂誌传统以来的同仁杂誌形态以外,更向媒体运作方式及艺团形态借鉴,一直摸索前行、以变求存,是以《字花》活过十年而仍能在生长中。

作为文学的发表园地,《字花》一向强调给予新晋作者空间,让成名作者与青年、素人作这并列,有着平等对待的视角。十年以来,《字花》也的确培育了一些作者,他们《字花》一同成长,由初试啼声至出版着作,从此与文学结缘;有些比《字花》资历更老的作者,也因与《字花》互相激荡,引出其风格的另一种侧面,《字花》算是介入了一些作家的文学生命;也有些是萍水相逢,交会后散落于不同领域。那幺,为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,十年结集也就有了理由。

《字花十年选》──总序
浮云与剃刀──字花十年选散文卷

我们对美学问题的思考

对于文章挑选,《字花》的编辑一直高度自主,不比主流媒体的从属性;这种运作方式好处是比较自由、容让事物慢慢生长;坏处是可能助长陷溺,靠编辑团队的自省补足。十年团队更替,各代编辑均拥有自己的品味与空间,风格没有明文规定;但在外人看来,彷彿还是有种所谓「字花风格」的。对此,各代编辑大概都觉得有点神秘,自我认知与他人所见未必能够重合,然而一直让之保持在心照不宣的状态。既求鲜明,也求开放,是《字花》十年来追求不辍的微妙平衡。

十年之际,也让《字花》检视自身。自创刊以来,《字花》的鲜明有赖其反叛精神。创刊时《字花》就希望与当时的其它文学杂誌有分别。在编辑「十年选」的过程中,我们也的确发现,《字花》十年来发表作品中,传统中国面向的作品是较少的,比如绝少怀乡的作品(这是香港南来文人的重要主题),多写出走和旅行;就算中国作者投来,也是实验性作品居多,少写故乡。《字花》对中国文学的养分吸纳,多在于五四的启蒙主义与革命主题,更多是先锋文学与文化研究思潮。香港文学颇重家庭主题,而规範作文多有父慈子孝的教化意味;而《字花》发表的文章若有写家庭,多有反叛疏离形态,至少是以距离切入去写亲情,体现现代主义的视角。发表作品的人生哲理极低调甚或欠奉,亦绝少有对人性的感叹云云,这与现时中学考试作文必以人生哲理结尾的方式,可称南辕北辙──通过拒斥规範的俗套,乃可申明文学的公共性与反功利主义之伦理。

如何理解这样的美学差别?加塞特(José Ortegay Gasset)在他那着名的现代艺术奠基性文章〈艺术的非人化〉中说,「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朝向实在,而是朝与之相对立的方向进行。他明目张胆地把实在变形,打碎人的形态,并使之非人化。」在这种先锋的艺术世界里,艺术家致力打破日常现实的规条,艺术的世界之交流规则与人的世界彻底迥异:「现代艺术家迫使我们即兴发明一些沟通的新形式,它们全然有别于事物沟通的惯常方式。为了适应他们创作的稀奇古怪的形象,我们必须发明一些前所未闻的姿态。」因此相对于追求完美与平衡的古典主义,现代主义艺术追求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实验。加塞特认为,现代艺术作品是在「非人化」的设置中,以艺术再造战胜人类事物,审美的愉悦乃由此产生。不肯定是否所有编辑#读过加塞特此文,但在创刊编辑群中,以上的话很接近共识。肯定艺术虚构高于现实实存,着眼于作品中艺术的转化、语言创造而非单纯反映现实,鼓励实验探索的作品,《字花》创刊以来的西方先锋派式的美学追求,十年来应在各代编辑中流转传承。

必须说,《字花》在力举青年取向外,亦希望传承前人的意志,在发表面貌中力求遍及各代文学人,亦尝试以新鲜#装去传递文学经典、文学知识。通过发表作品、题目策划、版面设计,《字花》对文艺青年社群产生号召力。《字花》所收到的投稿、发表的作品中,关于成长、青春题材的作品甚多,而又偏于青春的忧郁与黑暗面,有别于流行的青春文学,更有别于正规课堂所授的规範作文。然而这种种青春特质,《字花》并不视其为世代或年龄的特性,反而企求将之呈现为任何年龄的人应具有的普遍质性,亦尝试在各世代中勾出这些质性的文学脉络。

课堂式、功课式作文,所排斥者甚多,我们的主流社会其实抗拒人们流露情感。而文学人经常是社会边缘的「零余人」,文学以其沉思本质,总在追求阶级向上流动的社会中,显得忧郁失语。《字花》一直关注于创造一个可以自由抒发内心的文学空间,于是多有内心化、私密化的话语,令现实变形而不避暗黑。而对家庭和主流价值的解构,可打开这样一条通路,让每个个体与其他的流徙人,零余人,不入流的生命经验连结。一个骯髒、黑暗、满布伤痕的里世界,有克莉丝蒂娃所说的「贱斥物」显现。而克莉丝蒂娃至今仍然强调,保守自己的内心,有自由地忧郁与思考,便是一种反抗。文学便是以这种内在的反抗现形。

相对于去性化的中国道统,《字花》中大量的身体书写,包括成长期的身体经历、性别书写、性与情色等,对反于道貌岸然,有着某种阴性气质。相对于语言,身体是一沉默的向度,但正因语言无法完整捕获身体,其缺陷与有限反而引发创作。至于《字花》中性与情色的书写,其中有愉悦,有压抑,有脱轨,有禁忌,极端处可引巴塔耶《情色论》所说,那是一种以挥霍来体验生命的方式:「唯有没有用的耗费,就像身体上划开一道伤口,我们方能拥有真正的快乐;我们要永远确保自己的耗费毫无用处,有时甚至具有毁灭性。我们要的是一个颠倒的世界,我们要一个相反的世界。情色的真相即是背叛。」当然,能去到这幺极端的作品,十年来也不是很多。整体而言,《字花》无疑一直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步与发展观念,不过耗费与颓废,不一定要到毁灭性那幺极端,有时在《字花》里它只是显现为无伤大雅的游戏设置,某种抗拒完全成为工作世界里螺丝钉之微小叛逆,潮语谓之hea。每一个游戏,亦又是一次有别于惯常的沟通实验。

以上数点尝试大概阐明《字花》创刊以来的先锋与实验路向,而因其反叛乃有恣肆鲜明的姿态,不同于当时社会上常见的文学形态。《字花》创刊一代位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接水域,同时接受两边的养分,因而在持守文学本位的同时,亦有后现代式雅俗混杂的游戏取向,在许多栏目与专题中,尝试跨界、踰越与错置。此令《字花》有与时尚相接之处,它像是有某种「酷」、「特立独行」的姿态——毕竟,正如刘以鬯逾九十高龄后仍坚持「文学,就是要与众不同」,先锋与时尚乃是有接合点的。不过,诚如彼得.伯格(Peter Burger)在《先锋派三论》中指出,先锋与时尚同样无尽地要求「崭新」,但两者分别在于,时尚界一旦发现新的流行规则之后就会把它格式化、无尽複製直至耗尽,而先锋派则抗拒一切格式化的东西。《字花》的方式也比较接近先锋派,始终变异不居、无定式,儘管它不介意偶然享乐而且乐于了解消费,但始终对于主流和资本主义是採批判或至少嘲讽的态度。

《字花》中的魔幻现实风格作品较受注意,但其实亦常有传统现实主义关怀的作品。于此,必须重提的是,形式上将现实扭曲变形的作品,不代表意识上一定脱离现实,它可能是对于既存生活现实的批判性补充(德里达意义上的supplement)。香港文学的「生活化」特性,来到《字花》诞生的年代已成一种权威性论述,或者有人视之为某些特定的风格、主题、意识形态。《字花》一直思考何谓生活。《字花》发刊辞中说过:「我们与我城的人一样,在城市中浮游:思考、行街、唱K、论辩、运动、购物、抗议、设计微小的装置以触发自我的流动。」亦即是,我们相信生活应是流动多元到令人惊奇的,应是众声喧哗到推翻刻板印象与日常规条的,「文学生活化」不应是一种规限而应该指向能量的释放、心灵的解放、写作形式的百花齐放。现实就是超现实。

《字花》对于香港本土,固然怀有特别的情义,一直以推广本土文学为己任。经历八九十年代、回归前后的思潮洗礼,《字花》比较相信「城籍」之观念,抗拒被纳入中国的国族主义框架,甚至进而反对任何单元化的国族主义。《字花》创立于香港保育运动萌芽的时代,背倚零三七一以降的公民社会浪潮,走过六四二十週年、反高铁保菜园村、反国教运动、李旺阳事件、码头工人罢工、佔领运动等等。在一种文学与城巿的游离关係之探索中,《字花》见证并推动了文学介入我城公共议题的年代:香港作家逐渐以各自的方式去更有意识、更积极地处理「本土」的议题,在写作中思考我城。以《字花》的角度来看,书写作为社会介入,我们不假设虚构与现实分割,亦不假设内心和外在割裂,书写与城巿问题之间并非只有直接反映与控诉的关係,《字花》毋宁相信其间的扣连是需要解读的,而正是在这个解读过程中让我们创造更多事物。当然,后来香港社会政治气氛炽热,作家及编辑都有可能採取了更直接的方式,展示了更多的创造路向;《字花》亦见证了香港本土论述再度兴起、而本土以至世界出版业#转向非虚构作品的年代。《字花》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这些潮流,惟归根究底,以文学的本位,《字花》始终抗拒着功利主义思想、反对将文学工具化。

《字花》中的评论,是学院与民间、青年与知识的交接处。较诸其它文学杂誌,《字花》的理论成份是异常地高的,这与编辑部常有研究院学历的编辑有关;评论版创刊编辑,乃以外国艺术家与理论家共同推动美学潮流的独立杂誌为参照。于是《字花》既发表有创作性质与个人性格的评论,也带动抽象、概念性的创作。评论版着重当代思潮理论,为最早一批为华文界引入巴迪乌(Alain Badiou)、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、洪席耶(Jacques Ranciere)等当代理论家的文学杂誌;亦照顾西方经典作品如波特莱尔的论介,翻译与评论外国作家(如巴列霍、达维什、石黑一雄等),同时以其理论框架兼及其它艺术範畴的先锋评论,更曾大幅引入关于动漫作品的严肃分析。在外界眼中有时《字花》会被归纳为偏重左翼立场。有句耳熟能详的话,「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广义的左翼」。左翼在《字花》可概括为革命想望、乌托邦冲动、边缘批判、同情社运、弱势关怀、与国际同道连结等面向,过往曾有反世贸作品、扎铁罢工工人诗评、工人文学小辑等。它同时有研究整理与趋时论述的形态,包括以「文学花边」重述左翼革命浪漫主义作家;除了严肃批判外,它亦有享乐招摇、不拘一格的波希米亚风格。不过,综观其整体面目,《字花》评论版向来持守接仍近于巴赫金(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)的「对话主义」(dialogism),希望以多元的话语与真实的人民交流互见,嚮往「众声喧哗」状态。至于晚近,更多有为大学研讨会及重要文学及学术对话之场合作报导,让知识接地气。

《字花十年选》──总序
声音与象限──字花十年选小说卷

关于十年选编辑

《字花》一直以鲜明的策划题目为特点,并与时代及社会有着互动,历年来也有许多主题与形态各异的栏目,让杂誌成为作家与编辑共同的试验场,这则增加了十年选的编纂难度。十年以来,每个时期的编辑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;作为杂誌,《字花》常有「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」的期许,追求生气昂扬的节奏;不过十年选的书籍形态,可以赋予《字花》另一种时间感,这也应有重要的意义。毕竟,先锋、边缘、反抗之物,均有其脆弱易散之性质,希望十年选可以把《字花》这本永远太多话要说的文学杂誌里,一些关于文学的理念,承载下来。本文署以笔者名字,但实有赖历年及现任不少编辑提供看法让笔者整合,在此致谢,不敢掠美。文学总被认为是家国大业、不朽盛事,它甚至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构成,体制中极重要的一环。

惟《字花》一直希望身居体制边缘,以便深入了解体制,而又能保持反叛,有自己的想法。《字花》一直希望接触反叛青年、坏学生,是故经常刊登非规範或语言上有缺陷的青年作品,惟因篇幅故,在十年选中未必能体现这种面貌,在此必须记上一笔,以誌文学的平等精神。

「字花十年选」以文类分成小说、散文、诗、评论四卷,分别由不同编辑编纂。一如《字花》向来形态,十年选编委会的组成有点鬆散,留有空间给各编辑自由发挥,是以读者应可在每卷中读出编辑自己的眼光和美学取态,或鲜明或低调,都是有话要说的,但终归採取文学的方式,我们希望这是迂迴而有力的。如此种种,都有待读者在阅读中替我们完成。「字花十年选」之出版,乃期以创作激发创作,以记录推动前行,以文字承载意志,以花朵铭记因缘。

  • 2020/06/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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